见死不救该不该立法！

小悦悦被两辆车碾过而18路人见死不救的事，引起人们的道德反思。从18日开始，广东省政法委、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“谴责见死不救行为，倡导见义勇为精神”大讨论，引出了一个要不要立法惩罚见死不救的问题。　　
　　小悦悦的不幸遭遇，照出了无数“路人”的冷漠，它刺痛了人们的良知，于是道德反思兴起。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瞬息万变，昨日人们还义愤填膺，今天已经且歌且舞。新的日子，新的议程。所谓道德反思，可能最后转化成某种法律或条文，来保护见义勇为、处罚见死不救。
　　道德以价值为内核，又有着自己的社会支撑体系，法治就是这种支撑体系的一部分。广东有意对见死不救诉诸法律，其一个主要理由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立法，将见死不救入罪。法律禁止见死不救，不论其司法实务上的可行性，立法本身就是对见死不救的道义压力、对见义勇为的道义倡导。研究立法的可能性，并无不妥。
　　但立法的可操作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，特别是针对见死不救的立法，作为小悦悦事件引发的道德反思的结果之一，如果对我们的道德现状没有实质助益，那必然意味着失败。反思一阵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那将是十分可悲的。既然立法是我们的主要选项，我们必须对立法的社会效果作出基本的评估。
　　目前我们不知道见死不救入罪在国外有什么效果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西方国家法治完备、司法效率相对较高，相比之下，中国则还存在“有法不依”的问题。要指控那些见死不救者，就要有足够的证据，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。西方法治完备，增加一个见死不救罪，算是“法有余力”、更上一层楼。现在很多大奸大恶我们司法还不遑拿问，消耗资源去追究见死不救者，实乃司法资源错配。能否将见死不救者坐实，也要打上大问号。
　　立法禁止见死不救，算是增加了一种道义导向，但见死救不救，还是取决于人们的道德认知和行动，这又回到了道德原点。
　　　　道德是社会共同体对成员的“绝对命令”，反过来则是社会的粘合剂。现在中国社会急剧现代化，结果是个体的原子化，社会共同体被撕裂，等于是挖了道德的墙脚。道德是社会自治的手段，而我们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的，漠视甚至挤压社会自治。要重建道德，必须培育公民社会，通过各种形式把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粘合起来。允许共同体自治，让人们在共同体中培养善意，这是重建道德的一个前提。
　　道德具有双面性，正面是利他，反面是利己。不承认私人领域和私权，不允许利己，就否定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，也就谈不上利他。利己要有限度， 而由法律赋予的私权，必须得到保障。见死不救暴露了人心的冷漠，但人心为什么冷漠？如果人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，人心就会变得冷漠。这就是说，个体需要社会的善意，首先是国家要表现出善意，这是现代道德的一个源泉。